抉择，是那样的磊落和坚定（致敬革命前辈）

　　图为太行山风光。　　影像中国

　　初冬的早晨，夜雨初歇。胭脂河笼着淡淡的烟霭，除了河心石激起小小几朵浪花，河声实在是静逸得很。

　　我在夜灯下翻开仓夷的那篇小文《冬学》，文中的那个村庄应该就在河上游的不远处。当我跟随文中那群刚刚识字的老乡一起读到“中国人，爱中国”六个字的时候，“仓夷”这个名字，忽而变得那么鲜明而有力量。

　　“要抗日到哪里去报到？”

　　仓夷，本名郑贻进，祖籍福建福清，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在新加坡。当他决定告别父母亲人归国抗战的那一刻，内心深处一定也反复默念着“中国人，爱中国”。

　　那是1937年12月末。年轻的革命者赵洵、黄一然在武汉街头遇到一名身穿短袖衬衫、短裤的青年。天气已经很冷了，青年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派克笔，缩着身子在路边徘徊。看到赵洵和黄一然，他犹豫地走过去，轻声问：“要抗日到哪里去报到？”

　　这个眼神清澈的问路青年，就是仓夷。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刚刚回到祖国。仓夷自我介绍，父亲是个工人，支持他回国抗日，临行时给了他一支笔和少许路费。他春天从新加坡出发，几经周折，到此时盘缠差不多花完了。赵洵、黄一然尽己所能给仓夷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并把他领到八路军办事处。

　　不久，仓夷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位于陕西宜川秋林镇的二战区司令部，担任《西线》杂志编辑。其间，他沿黄河防线采访，了解到日寇在华北的种种罪行。年轻的仓夷为此愤慨不已。

　　1939年，仓夷在《西线》杂志发表沿黄河考察的长篇报告《华北的敌寇在挣扎》。也是在这一年，仓夷来到晋察冀边区。

　　1940年5月14日，仓夷采写的通讯《赵象铭事件真相》刊登在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抗敌报》上。赵象铭原是一名地方官，潜入边区后，利用国民党的名义与公职身份，贪污菜油、私藏物资、大吃大喝，还试图腐化边区干部，叫人监视共产党员。赵象铭的恶行，引起了边区民众的极大愤怒。对这一事件的采访，给了仓夷内心不小的触动。将赵象铭的所作所为和边区共产党人的言行两相对照，这位一心忙于抗日宣传的年轻人作出判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0年秋天，仓夷正式加入《抗敌报》。《抗敌报》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被聂荣臻同志称为“民族的号筒”。从此，仓夷成为“民族的号筒”最年轻的号手之一。

　　这年冬天，仓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出自仓夷之手的《纪念连》，是一篇在边区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作品，长四万余言。

　　1942年，日寇在冀中展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的一个连队与日寇连续激战，令敌人伤亡惨重。《纪念连》正是对这一模范战例进行采访后创作而成的，整个采访用了二十多天。《纪念连》于1942年10月在《晋察冀日报》以连载形式刊发，引起很大反响，冀中军民争相传阅。1943年4月，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授予其“文学奖”。

　　多年后，我随石家庄寻访抗战地采风团到深泽县，参观了《纪念连》中所讲述的宋家庄战斗的旧址。昔日的战场如今绿树婆娑，农舍俨然。走进一处作为当年战斗指挥部的老宅，墙上密密麻麻的枪眼和一张村里流传下来的作战地图，让在场者仿佛置身当年烽火连天的战斗中。七十多年间，宋家庄的红色基因赓续不断，在村庄发展中，战斗旧址和珍贵的“老物件”在一代又一代宋家庄人手中得到保护。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晋察冀日报》的敌后出版愈发困难。在日寇的“封锁”“蚕食”“扫荡”中，仓夷与《晋察冀日报》所有的同志一样，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采访、写作与出版。

　　部队拨来枪支，报社的武装梯队在社领导组织下开展战斗演习。仓夷在武装梯队里担任一个班的班长，被分配了一支老式的单发枪，比较陈旧落后。仓夷却很高兴地领走了这支旧枪。他说：“我来背它。就算是烧火棍，也能敲死敌人。”

　　山地抗战，异常艰苦。工作战斗间隙，仓夷爱给大家讲故事。南洋风情、武汉流浪、骑骡走黄河……年纪轻轻的仓夷，却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用间杂福清、广东口音的“太行山普通话”绘声绘色讲起各地的见闻，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他乐观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个人。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报道华北的抗日战争，揭露敌寇的侵略罪行，仓夷和他的战友们经常穿越封锁线，深入到最危险的地区。

　　制造“无人区”，是日寇在华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为把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的部队隔绝开来，将游击队困死在山林，敌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广袤土地上，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仓夷写于1944年春天的报告文学《无住地带》，就是一部再现共产党八路军在“无人区”坚持斗争的优秀作品。

　　仓夷的侄子、《晋察冀日报》历史研究者郑卫建给我讲述过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那时候，记者外派都揣着两颗手榴弹，一颗是给敌人准备的，另一颗是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边币不能花。报社给发的盘缠，有时候就是一块盐巴。仓夷行走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兜里装着一块盐，身上藏着手榴弹，没有丝毫困窘和胆怯。他那淳朴的笑脸、明亮的眼睛，总能令当地百姓心生信任。饿了、渴了，轻轻敲开老乡的房门，一撮盐巴换一顿吃食，不拘糠饼子、菜窝头还是一把枣子、两个柿子。

　　作为一名新闻战士，仓夷的作品真实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的事迹，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仅1943年在阜平期间，他报道“地雷战”的通讯就多达九篇。他采写的《爆炸英雄李勇》发表后，边区青年民兵掀起了向李勇学习的热潮。

　　从1941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仓夷发表作品近百篇。作为一名出色的“战地号手”，他不仅是为报纸“造子弹”“造炮弹”的人，也是为英勇的子弟兵和英雄的人民画像立传的人。

　　与“人物”战斗在一处

　　夜的成熟的稻田在黑压压的人群的劳动下活跃起来了。像羊群在跑青，像蚕在吃桑叶，只听见喳啦啦喳啦啦的割稻声，紧张的脚步移动声，沉重的扑七扑七的打稻声，别的一切都是静寂的。

　　这段紧张的夜半劳作的描写，出自仓夷通讯作品《阜平城西滩的抢稻斗争》。在反“扫荡”斗争中，抢秋是一件非常艰巨、危险的工作。1943年秋天，阜平县区干部们动员城厢附近五个村庄的青壮年游击小组，经过三整夜不间歇的劳动，在敌人眼皮底下抢收水稻二百二十亩。仓夷既是这场战斗的报道者，也是一个勇敢的参与者。

　　为了把采访完成好，从小在海外生活的仓夷，总是虚心向受访者请教。哪怕是一句没听懂的方言、一个有些陌生的名词，他也不肯放过，直至将自己变成太行山里的“生活通”。

　　采访“地雷战”时，仓夷主动参加了爆破班，认真学习。雷口、触发箱、触发管、保险针、子母雷，这些术语对仓夷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并不好弄懂。但他不仅把术语记在心里，更学会了挖雷坑、埋地雷等技术。当我通览《仓夷文集》，沉浸在作者描述的种种战斗生活场景中，常常为那些感同身受的细节所深深折服，甚至以为他是我的河北同乡。

　　仓夷是归国抗日的华侨，更是晋察冀的儿子！

　　在报社，仓夷出名地爱结交朋友。为了采访“爆炸英雄”李勇，仓夷与他吃住在一起，战斗在一处。由于仓夷懂地雷，能麻利地配合李勇工作，第一次采访就取得了李勇的信任，和他成为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朋友。这种信任，使仓夷得以更近距离地观察人物。

　　仓夷的优秀、勤奋和高产，给战友们留下了很深印象。现年98岁高龄的陈英老人，是仓夷在《晋察冀日报》时的同事，她经常回忆起当年战斗中办报的岁月，讲述仓夷等老战友的故事。当年陈英和报社同事在平山县滚龙沟办公，每次仓夷外派采访归来，都要过来汇报工作。他总是那么阳光开朗，人还没进院子，欢快的歌声就先飞了进去。他又是那么刻苦努力，不管多冷多热的天气，仓夷都要写稿读书到半夜，第二天早上照样精神十足地工作。陈英老人的女儿陈华，现在也成为《晋察冀日报》的研究者，和同事们一起致力于寻找报社烈士的牺牲地和烈士的亲属，将英雄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在仓夷的纪实作品中，《李雨》是十分优秀的一篇。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仓夷去平北采访。为了通过永定河封锁线，仓夷找到这一带的游击区干部李雨带路，也由此亲身感受到这里与边区天壤之别的“特殊环境”。李雨十四岁参加革命，来到游击区两年，十二次历险。他曾被六个带枪的敌人搜捕堵截，相距只隔一道短墙，最终冒死逃脱。“生死一线”已成为这个年轻人的生活日常。在一次次出生入死的斗争中，李雨变得更加成熟坚定，也在游击区逐渐打开局面，获得群众拥护。

　　为了采访，二十岁的李雨与二十四岁的仓夷，有了一次凭窗而坐的深谈。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游击区干部李雨，给仓夷的内心带来巨大的情感波澜。《李雨》通篇情节跌宕曲折，但仓夷运笔从容、情感节制。在反复阅读中，我仿佛从李雨身上看到另一个仓夷。也许，只有当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心灵相通时，才会有这样的优秀作品诞生。

　　采访李雨一年之后，就在仓夷牺牲的前一夜，他还主动找到组织汇报思想情况。他要汇报的是，到张家口之后收到新加坡女友的两封信，一封是思念问好，另一封是要他回新加坡结婚。仓夷也回了两封信，一封报平安，一封告诉她，自己是共产党员，工作繁忙，现在不可能回新加坡。在人民解放事业和个人幸福之间，仓夷的抉择，是那样的磊落和坚定。

　　这份磊落和坚定，与他在记者生涯中，和无数李雨那样的英雄人物相遇、相知、相惜，有着十分深刻的渊源。与自己采访的“人物”相互砥砺，让这位革命记者时刻保持着一颗质朴的爱国心。

　　他留下《幸福》

　　仓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6年8月8日。

　　那年7月，河北香河安平镇发生了美军与国民党军进攻八路军防区的“安平镇事件”。仓夷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与战友萧殷一起前往参加调查工作。这天早晨，他们乘坐一辆敞篷吉普车到达张家口机场，在休息室候机。后来，萧殷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形：“他（仓夷）东张西望了一阵，忽然像发现了什么稀罕物件，又像被沙发弹起来似的，急忙向水果柜那边跑去。我抬头一看，已猜到七八分：那里摆着许多水蜜桃，我知道仓夷是很喜欢这类水果的。接着他果然捧来了十几个大桃子，满脸堆笑地走回来，一面还称赞着：‘你看，这桃子多大！多漂亮呀！’他啃了一口，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可是，因为受到刁难，仓夷不得不与萧殷暂别，等待下一趟飞机。

　　这一别，却是永诀。

　　仓夷独自一人在山西大同转机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匪徒阴谋杀害，身上仅有的怀表、水笔等物也被一一瓜分。多年之后，仓夷牺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在他的遇难地，当地人民为他建起了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仓夷的事迹在各种纪念文章里被反复讲述，我却更愿意向我的读者述说他在机场买桃子的细节。因为那是一个幸福的细节，是仓夷这位采访了无数“人物”的革命记者，作为战友笔下的“人物”被翔实描摹的、属于他自己的幸福的细节。

　　在仓夷牺牲前的最后岁月，从1946年2月至5月底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被组织上派驻北平参加《解放》三日刊工作。这期间，仓夷有感于北平读者对了解边区生活的渴望，便整理自己的文章，选出《冬学》等篇章，准备出版一个名为《幸福》的小册子。

　　在《写在〈幸福〉前面》一文中，仓夷说：“这本小集子里的几篇文章，是我在晋察冀边区服务七年间，一些当时当地的零星纪事。书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见，因为我认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来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这本书里所写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现了这种生活的几个侧面。”

　　《幸福》原本是想在北平出版，“献给对‘晋察冀’生疏，然而又时刻神往的读者们”。遗憾的是，仓夷生前《幸福》未能付梓。1947年8月，仓夷殉难一周年之际，《幸福》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行。

　　手捧《幸福》复印本，我再次阅读《冬学》，一次又一次默念“中国人，爱中国”。《冬学》，在仓夷记者生涯中写下的浩瀚文字中，就像胭脂河里一朵小小浪花。那个风华正茂、活泼爱笑的《晋察冀日报》青年记者仓夷，总有办法写下那样活鲜鲜的文字，把读者的内心打开、照亮。

　　在仓夷百年诞辰时，陈华等《晋察冀日报》报史研究者，以及仓夷亲属郑卫建等人再一次相约来到大同为仓夷烈士扫墓。苍松翠柏间，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一只美丽的花环轻轻挂在墓碑之上，献上素馨的花束表达无限的缅怀和哀思。在仓夷家乡福建，人们也时常忆起这位少年归国抗日、为人民事业不畏牺牲的革命前辈。每逢他的牺牲纪念日，或清明、中秋，子侄们都会思念他们的“大伯”，将仓夷的事迹讲给下一代人。郑卫建说，仓夷是一代代郑家人永远的骄傲。

　　为了追寻烈士的事迹，郑卫建一次次沿着仓夷的足迹，奔走在华北大地上，也亲眼见证了那里发生的时代巨变，与乡亲们的崭新生活。郑卫建说，仓夷是我的大伯，更是永远的晋察冀记者仓夷。如今当地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大伯期盼的“幸福”实现了。

　　《 人民日报 》（ 2022年02月28日20 版）